在蒙城县档案馆里，有两张一百多年前的蒙城帽辫工厂老照片。照片讲述了那个战乱频仍、遍地疮痍、民不聊生的年代，当时的人们为发展经济而尝试创办实业的故事。蒙城县知事汪篪于民国十三年（1924）编撰出版的《蒙城县政书》等史料，清晰地还原了这段并不算太久远的历史。
穷则思变办实业
“自古无农不稳，无工不富。实业为致富之本源，关民生之大计，是当前救国之要务，必须及时兴办。”在民国三年（1914）四月呈报给上级的《条陈办理蒙政要文》中，刚到蒙城县任知事不久的汪篪如此规划。
“作为一县知事，既有抚民、安民之责，更需富民兴业、解民倒悬。”汪篪曾与乡绅于文斗、富商张廷宾等人就此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，“体察当前利弊，非从实业入手，元气未易遽复。”然而，近代以来，海禁大开，中国利权多为外国攘夺，实业不振已近七十年。且蒙城俗尚农业，于实业上更是向未讲求。如今之计，“若徒骛其名，轻率举办，恐成效难期，徒增公家之累。”必须因地制宜，妥商一个既符合蒙城实际，又能迅速为百姓谋得更大利益、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实业振兴计划。
彼时，汪篪首次提出了帽辫工厂的设想，“蒙城地处淮北平原，盛产小麦，其秸秆不仅量多，而且皮薄质柔，最宜编成帽辫，实为天然之利益。”但是，对于这些秸秆的处理，因时人见闻寡陋，缺乏经济思想，大多作为燃料烧柴，或者作为饲养牛羊之饲料，远没有发挥其附加价值，以致出现守着金山银山去讨饭的现象，令人十分惋惜。“如设立工厂，制作帽辫，当能迅速获取绝大利益！”对此，于文斗等纷纷表示赞同。
很快，汪篪安排人员分赴鲁、豫两省，对帽辫生产情况进行了专门考察，“查此种帽辫，分为两种：一为破秸，一为圆秸。破秸专编新式洋草帽，主要行销内地；圆秸则一律专销外洋，市场潜力巨大。”
开蒙城工厂先河
完成了市场调研后，汪篪开始组织成立帽辫工厂筹备组，自任组长，任命于文斗、张廷宾为副组长，另抽调若干名办事精干、头脑灵活、能够吃苦耐劳的差役为成员，拟定计划、方案、行事历，落实分工，分头进行。
其次，根据上年市场调查报告和两种帽辫样式的生产情形，大家详加研究分析，认为山东专制新式草帽，然非机器不可，且破秸细辫亦非一二年内所能普及。为慎重起见，不如仿照河南鹿邑，专习圆秸帽辫较易进行。
不久，筹备组从鹿邑聘请两名技师，由各乡镇精心挑选聪敏灵巧的学徒40名，又到上海采办了两架轧草帽机，规模粗备后，随即开始试办。至于厂址，考虑事属初创，暂定在三寿里前清守备署，这里共有19间草屋，面积能够满足以后扩产之需要。张廷宾负责生产，住在厂里，与技师、学徒同吃同住，昼夜督工。三月中旬，首批300余顶草帽制成，样式精巧鲜明，甚合时用，工料俱佳，与各大埠所售之帽不相上下。
经过三个多月的酝酿、筹划和前期准备，民国四年（1914）的农历四月初一，近代蒙城第一个实业工厂——帽辫工厂正式开办。
前一天，汪篪召集筹备组成员会议，委任于文斗为协理，张廷宾为厂长，主持修订了开办帽辫工厂的详细章程，明确了“官家提倡，联合富绅”的宗旨，制订了“先由官筹洋1000元，再召集200股，每股5元，合共2000元股本，发给股票，照章分红，如有转兑增入者，均听其便”的集股方式及招生、员工名额、费用、规则等诸多事宜，以期长久开办，获得长远利益。
开办当天，正值春末夏初，县署全体职员、城内大小绅商、各乡镇团总、圩甲长、首批学徒员工等百数十人聚集在三寿里帽辫工厂，汪篪站在工厂门口高处，发表了即席演说，信心百倍，激情满怀。
五月，安徽省及淮泗道批准同意前述章程、股本等报告。另将所有头班学徒编成的圆秸和破秸帽辫样品，检出8种，寄呈省、道督阅，得到当时安徽总督和淮泗道尹的批示肯定。至此，一切开办事项均顺利无碍。开办以后，订单数量不断增多，除在本县各乡镇畅销外，附近州县也都来购买，渐有供不应求之势。
苦心孤诣谋发展
为扩大生产，满足市场需要，增加利润，从五月开始，汪篪又安排举办传习所，招生传习，加以推广。
但是，由于多数百姓智识浅陋，未能完全了解工厂创办宗旨，知晓此中利益，“不以为代谋生计，反以为应酬官差”，不认真传习，敷衍了事。为此，汪篪将自己经营实业之苦心和制作帽辫利益之详细情形，编写成朗朗上口、浅显易懂的《学徒白话歌》，延聘办事热心、长于宣讲的城乡执事长为义务演说员，按区挨村，广为传唱，进行宣传，使百姓尽知“男儿要自强，立志在工厂。虽非大经济，总可养爹娘”，此事为无本之利“生意要本金，咱凭手自偿”，并且“风雨日无阻，犹不碍农商”，从而乐于从事。
针对各区团总、各乡镇圩保长等人推广不力的情况，汪篪专门召集城乡八区团总，发文照会，谆谆劝导：现今“处振兴实业之时，端赖群策群力，尤当利己利人”，允诺“倘溥乐利于万家，定有相当之酬报”。至于方法，“只要实惠在民，不妨加以强迫”。事关全县长远利益，希望大家齐心协力，共同进行。一席话，推心置腹，入情入理，大家听了自然无不赞同。
临近中秋，百姓陆续反映，有个别无赖之徒，冒充官差，散布谣言，横生阻力，加以破坏。汪篪听后，勃然大怒，亲自访查，将其中违抗最力者，给予惩罚，以儆效尤。
针对传习速度较慢，效果不够明显的情况，汪篪与协理于文斗等商讨，立即停止厂内招收学徒，转而采取划片包干，按图索骥，先城区，再乡镇，分区传习的办法，加快普及。汪篪传集城区13村圩甲长、地保等，亲自劝谕，要求每户幼孩，无论男女，必出一人学习。又饬令地保肩牌鸣锣，传知村民，遵照施行。
传习、推广的同时，又制定了“先行给钱，定期交辫，领钱再编，赓续不断”的辫样收买办法，既能救济贫民，又易于推行。针对牌长，也明确奖励政策，提升其积极性。诸如此类，措施得当，效果明显，至第二年年底，产量已从首次收买时不足千斤提高至万斤上下。
虽然由于种种原因，这个帽辫工厂在经营了不到四年后关闭，但当时的蒙城人民为发展经济而做出的努力，却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。
吴怀玉 路振杰（图片来源：蒙城县档案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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